《红楼》食货志

——某些被脂评搅昏了头而走火入魔的红学家,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,他们一个个都呈哑然失语状态。

毛泽东读《红楼梦》,从政治着眼,很看重第四回的四大家族“一损俱损,一荣俱荣”的“护官符”。其实,曹雪芹这部不朽史诗,所以被视为封建社会由盛而衰时期的百科全书,即使在经济学上,也有其他作家所不具有的慧眼,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真实。

中国的史书中,都设有《食货志》这一章,《红楼梦》虽不是史,但具有史的认识价值,诸如两府的田庄地租,朝廷的俸禄赏赐,四大家族的资金互通,主子的例银和奴才的月份钱,送往迎来,应酬交际的开销,四时八节,婚丧嫁娶的用度,以及数百十口的大家庭日常支出,乃至元春省亲的靡费,大观园营建的开支,薛姨妈的皇商经营,凤姐来旺儿的高利贷行为,等等,在大师的笔下,都有精彩的难能可贵的表述。

文人,通常做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或假清高状,来掩饰自己的肤浅。但是,大师就是大师,目光如炬,没有他思想光芒照不到的地方。

读《红楼梦》,有一细节,常常一笔带过,其实,细细考究,也有其堪玩味处。晴雯病了,找来一位大夫,因不是家庭医生,可以打趸付钱,因此,必须马上给出诊费。恰巧怡红院里管行政的袭人不在家,幸好,宝玉知道素日里她把银子放在哪里。于是,麝月按他所指,在小柜子的抽屉里,找到一个小笸箩,内有几块银子和一把戥子。她拿起一块银子放在戥子里,问宝玉:

“那是一两的星儿?”

“你问我?有趣!你倒成了才来的了!”

宝玉很奇怪她认为自己应该识戥子,这一主一仆,看来毫无钱的数量概念,自然不会知道“两”是多少。

宝玉说:“拣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,又不作买卖,算这些做什么!”麝月拣了一块掂了一掂:“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。宁可多些好,别少了,叫那穷小子笑话。”在门口等着的老妈妈笑了,告诉她:“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半边,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!这会子又没夹剪,姑娘收了这块,再拣一块小些的罢。”麝月把柜门一关,不耐烦地说:“谁又找去,多了些你拿了去罢!”

怡红院里,麝月等丫鬟使女的月钱,估计是从凤姐那儿领的。站在门口的那位老妈子和其他奴仆,可能是从赖大家那儿拿工资了。怡红院的物业管理方面的费用,自然是贾琏那儿统一作预算。宝玉身边的如茗烟以及李贵等人的薪水,我想,是外头书房里发出的。然而还得另给一笔钱,放在柜中的小笸箩里,以备不时之需。因此,像这种名正言顺的各房小金库,加在一起,为数相当可观。每一个小单元尚且如此靡费,那么,荣宁两府的支出,总计起来,肯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。

清代的“两”,约相当于公制的37.3克,国际市场每盎司白银价格为七美元或八美元的样子,若折合人民币的话,每两非货币意义的白银价格大约不超过百元。这位胡庸医的一次出诊费将近二百元,要价也算不菲。不过,晴雯是在怡红院生病,请得起医生;后来,撵回家,那个色情狂嫂子只好看着她死,连片阿斯匹林也买不起的。看起来,无论哪个年代,病都是生不起的。读《红楼梦》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人,看到这里,至多留下这些锦衣玉食的王孙公子、千金小姐,不知柴米油盐、生计艰难的印象,但不大想到这也是了解作家曹雪芹的一条线索。

《红楼梦》自出版发行以来,年轻人读它,多关注于林黛玉、薛宝钗与贾宝玉的三角恋爱,以及大观园里那些小姐们的情感世界,以及结社吟诗、夜宴行令等等活动。成年人读它,则多侧重贵族世家的钩心斗角,封建社会的内讧外乱,官宦生涯的浮沉跌落,人世沧桑的悲欢离合。到了文学家那里,更是对曹雪芹将小说写到如此极致境界的崇拜,乃至五体投地。而到了一代又一代的红学家眼中,对不起,《红楼梦》就成了解剖台上大卸八块的目标物了。但此书出现,随后又形成一门鼎盛的红学,数百年来,对于两府经济状态的研究,也就是这几百口子的花销费用,太过于形而下的缘故,很少见到那些红学大师们,涉足这个领域,都如晋代的王夷甫那样清高,绝不谈钱,只言阿堵,老是想弄出惊人的东西,却缺乏踏踏实实的研究,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

似乎应该有些专家,将《红楼梦》中的社会消费,财经活动,收入和支出状况,包括田庄地租,俸禄赏赐,薛姨妈的皇商经营,凤姐来旺儿的高利贷行为,省亲耗费与营建大观园工程的开支,两府的日常财务管理与经济有关的一切,像寻求曹氏族谱、白旗历史、李煦档案、江宁织署等有关资料那样充分完备,恐怕对于红学的研究,对于读者更深入理解《红楼梦》,一定会很有好处的。

古往今来的红学家的广泛开掘,使我们领教了“功夫在书外”的阅读或治学方式,可以说是“善莫大焉”。因为变换了一种视角来理解这部伟大作品,获得文本以外的审美满足,这种愉悦也是蛮可贵的。但有些红学家,从书内走出书外后,缺乏节制,不谙文学创作之规律,望文生义,测字求谜,虚拟假设,胡编乱侃,就有可能使研究者变成脱缰之马,不系之舟,断线的风筝,没头的苍蝇,而陷入害人误己的人间鬼蜮。看时下那一个个走火入魔、各霸一方的姿态,真是不大敢恭维呢!

这些红学家,或寻章摘句,或剔微钩沉,或钻进故纸,或枯思冥索,都期盼挖出一个金元宝来。但天下哪里还有这等好事呢?拢共这一亩二分地,该挖的,别人早已挖地三尺,寸草不留,哪还劳驾你去瞎费工夫呢?有一位学界名人说过,自胡适之先生发现脂评本后,再出现有关《红楼梦》的任何东西,都不足凭信。因我记不住原话,只是大意,就姑隐这位名人的姓氏,但他的见解,甚有见地。如果说夏商周,别看时代久远,但若是从地底下挖到一具青铜器,那铭文或许能佐证一个什么论点。但康雍乾距今,虽只有数百年,不算遥远,但那时一位不知名的败落户文人散佚的残篇断简,能在什么地方保存至今,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因此,什么事情都宜适可而止,一旦虚火上升,一定要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,势必牵强附会,左道旁门,歪曲事实,胡说八道,那肯定会弄出一些贻笑大方的名堂。

这些年来,名堂还真是不少,一幕幕红学闹剧,令人眼花缭乱:有的穷极生疯,弄虚作假,瞒天欺海,不时闹出些新鲜花样,耸人听闻,结果不过子虚乌有。有的于《红楼梦》的版本,或脂砚斋的评注里,看出什么背后文章,找到什么蛛丝马迹,狗尾续貂,余波不已,但无一不是在糟蹋圣人的同时,使自己出名。有的附会八卦太极,阴阳风水、一个个都通灵似的得曹雪芹真传,写出连索隐派都叹为观止的《红楼梦》,让人笑也不是,哭也不是。有的从尘封的曹寅、李煦的档案里,寻寻觅觅,恨不能在上一世纪的灰尘中,找出几根毛发,借此证明乃曹公雪芹的DNA。别看洋洋洒洒,连篇累牍,但风马牛不相及,基本上属于无效劳动。有的更做王二麻子状,独此一家,别无分号,但大旗独树,而从者无人。有的罔顾最基本的常识,言者渺渺,应者寥寥,纯系自说自话、自卖自夸的卖瓜老王者流。这就是鲁迅先生在《谈金圣叹》一文中所说的:“这余荫,就使有一些人,堕入了对于《红楼梦》之类,总在寻求伏线,挑剔破绽的泥塘。”既在泥塘里挣扎,离《红楼梦》文本已十万八千里了。

读红者固众,因为它是一部小说。而食红者更众,则由于它是一个饭碗。一部《红楼梦》,不知养活多少吃白食者。如果曹雪芹先生穿过时光隧道,回到现在的北京城,向每个吃他的人,收取十块钱入场券的话,他马上就是大款,买一辆奥迪代步,开回西郊黄叶村,不成丝毫问题。但我读了那么多研究红学的著作,恐怕连八竿子也打不着的,凡曹姓宗祠里,任何一个牌位都研究到了,不可谓不细。但对于金陵那条街上,比邻而居的荣宁两府里,那些老爷太太、公子哥儿、小姐丫鬟、奴仆差役,是怎么活的?是靠什么活的?依然是个空白,不可谓不是一种疏漏。也许有过这方面的专著,由于自己孤陋寡闻,而无缘一面。但可以肯定,上面提到的红学家,忙着出风头还来不及,是不屑于,也不可能坐定屁股下这番功夫的。

我们知道,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传统,与浪漫主义的不食人间烟火,飘飘欲仙的状态迥异的一点,就是他们的笔下,绝不怕将生活中最沉重的一面揭示给读者的。唐代的大诗人杜甫,哪怕读者倒胃口,也要写出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诗句,让那些在象牙之塔里,穿燕尾服,戴白手套,提倡高雅文学的人士,看了直皱眉头;让那些专心致志写性欲、写**、写**、写女人身体这个部位那个部位的从事裤裆文学的人士,完全败了兴致。

唐代的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,就是一点也不觉得铜臭气地,把他当上国家干部后,逐年提高的工资,很具体地写进诗里面的。

据《容斋随笔·白公说俸禄》:“白乐天仕宦,从壮至老,凡俸禄多寡之数,悉载于诗。其为校书郎,曰:‘俸钱万六千,月给亦有余。’为左拾遗,曰:‘月惭谏纸二千张,岁愧俸钱三十万。’兼京兆户曹,曰:‘俸钱四五万,廪禄二百石。’……”

一直到他贬为江州司马,到后来又做太子太傅,到退休回到洛阳,都有详尽记载。

把自己的工资写进诗里,可能使唯美派、纯情派、风花雪月派、裤裆文学派觉得大煞风景、大为败兴的,我不知道此前此后的诗人,有没有人再尝试过,但从他记录下的升职加官涨多少钱,犯了错误跌多少钱,以及达到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水平,也略可了解一般社会的经济状况了。

曹雪芹未能如白乐天写得如许细致翔实,他在写作《红楼梦》时,已经一贫如洗,家无长物。但他无论如何是世家出身,和他所塑造的主人公贾宝玉差不多,自小过着公子哥儿衣食不愁的生活,如今虽然没落了,但仍是个不知世务、不理经济、不懂钱财、不会过日子的文人。而白居易老先生,就不同了,他始终是个非常精明、非常精细的人,甚至到了快要辞世的年纪,眼看自己行“将下世”,还写了《达哉乐天行》的遗嘱诗,曰:

先卖南坊十亩园,次卖东郭五顷田。然后兼卖所居宅,仿佛获缗二三千。但恐此钱用不尽,即先朝露归夜泉。

想得多么周到,先卖什么,后卖什么,都能作出妥善安排。相比之下,曹雪芹对锱铢必较方面,不很在行。他写的贾宝玉对麝月讲的话:“你问我,倒有趣!”其实,也是他自己不识戥子的写照。也许,写作,是天分,理财,也是天分,除极高明的如白老爷子这样,诗写到“郢人斤斫无痕迹,仙人衣裳弃刀尺”(刘禹锡《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首因以答祝》)的平易自然、浑成无迹的地步,而对于财务管理方面,也是那样清晰准确。曹雪芹恐怕只有文学上的极高才分,但理财就鸦鸦乌了。看他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的经济状况,糟得大概不能再糟了。

曹雪芹曾经富过,但他那时年幼,有富过的印象,并无富过的体验。这点很重要,你没有大把大把地花过钱,你不算真正有过钱。他的先辈是从真金白银堆里滚过来的,而他自从懂事以后,家境日蹙,财神爷早调过脸去,只有穷神一直守候着他,连打壶酒还得赊欠,可以想象他的囊中羞涩。所以,他的数字概念比较模糊,是应该予以理解的。一个月收入三千元人民币者,一块钱是钱;一个月收入三万元人民币者,花一块钱等于前者花一分钱。而一个月收入三十万元人民币者,一块钱在他眼里,基本上就不算钱了。曹雪芹的尴尬就在于他写作这部小说时,在精神领域里,他属于收入三十万元那一拨的;可在物质世界里,他连收入三千元的那一拨也算不上。因此,在《红楼梦》一书中,凡提到大笔银两的地方,曹雪芹一般都用概数。

穷人乍富,拿钱当命;富人乍穷,也拿钱当命。曹雪芹自打知道钱之重要性之后,就不曾有过钱。因此,我们应该理解他在书中所写的钱,只能采取大概其的匡算法。

所以,写作和理财,这两个天分,一虚一实,难免有互相抵触之嫌。至于当代作家,看来理财的天分有长,一个个过得都挺滋润;而文学的天分,不免有短,这样也就别过高期望会有《红楼梦》这类杰作产生。

在《红楼梦》一书中,凡提到大笔银两的地方,曹雪芹一般都用概数。秦可卿死了,贾珍要给她备一口上好的棺材,恰巧薛蟠的木店里有一副板。

贾珍问道:“价值几何?”薛蟠笑道:“拿一千两银子来,只怕也没处买去。什么价不价,赏他们几两工钱就是了。”

这一千两即人民币七八万元的数字,其中很可能有这位浪**大少的吹嘘成分,未足凭信。因为,紧接着贾珍为图秦可卿死后丧礼上的风光,给她丈夫贾蓉捐了一个龙禁尉的官。内相戴权开价为一千五百两,相当于人民币十万元左右。后来,不走官方渠道,直接将银子给他,只要一千二百两就行,可以省下人民币两三万元左右。买官卖官,权钱交易,即使在今天,也不会是小数目。根据时下揭发出来的贪污受贿案件考量,古人的贪婪胃口要比今人小得多。那么,益发证明薛蟠的一千两,有狗戴嚼子,胡勒的可能。

但要看到同是这场葬礼的后期,王熙凤在铁槛寺索贿受贿,一下子坐得可以捐两个龙禁尉的三千两银子,差不多近二十多万元的人民币。而在“宁国府除夕祭宗祠”一回中,丫头捧了一茶盘押岁锞子进来,对尤氏回说:“兴儿回奶奶,前儿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,里头成色不等,共总倾了二百二十个锞子。”如果按时价每克黄金一百多元人民币计算,仅这些压岁锞子,约需钱七十多万元,两府加在一起该是一百四十万之多,也有点悬了。尽管清代的金银价,不能绝对按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挂牌价折合,但贵金属大体上应该相距不甚远。因此,我不知曹雪芹笔下的这些数字,哪一个比较接近于真实?

但同是秦可卿丧礼,张材家的来找凤姐回话:“就是方才车轿围作成,领取裁缝工银若干两。”接着又是宝玉外书房完竣,支买纸料糊裱。这些应该出现具体银两数字的地方,曹雪芹笼统一笔带过。一种可能,他确实过过好日子,这区区小数,不在话下;另一种可能,他缺乏理财经验,无多少的数量概念,也真是说不上来。再往后看这部小说,贾芹在省亲这项重点工程中,谋得一份差使,当时就可以拿对牌去支现金,在曹雪芹笔下,信手写了“白花花二三百两”,折算人民币,到底是一万多元,还是两万多元,这两个有一定差别的数字,显然,在大手大脚惯了的曹雪芹眼中,是不会太考较的。

但从王夫人对袭人采取特别优惠政策,与王熙凤的一席话中,曹雪芹很具体地告诉我们,王夫人的月例是二十两银子,约合一千五百元人民币,而赵姨娘和周姨娘是二两,约合一百五十元人民币,妻与妾的差别为十倍。而贾母和王夫人的丫头,也比其他丫鬟待遇要高,月例为一两,不足百元。袭人因为是由老太太那里调来怡红院的,仍享受原级别,是一两的丫头,可晴雯、麝月等大丫头,月钱则为一吊,也就是一千枚铜钱;佳蕙等八个小丫头,又次之,减半为五百。于是,王夫人让凤姐从她月例中,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,给袭人。一吊钱,表示她和晴雯是相等地位的丫鬟,二两银子,就确定她未来侍妾的身份。从作者在这些细枝末节方面的清晰了解,倒也提供一个证据,大致可以相信《红楼梦》,确有曹雪芹很大的自传成分。对于作家来说,近处的,看得较细,远处的,不免大而化之,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然而,曹雪芹终究是有天分的作家,他不追求形似而着力于神肖,即使他不甚用心于钱财的描写,不在意数字的准确性,也能抓住了这个坐吃山空的贵族大家庭的腐朽本质。于是,从烈火着油,气焰万丈,到一败涂地,树倒猢狲散的全景画面,在他如椽的笔下,层层剥笋,丝丝抽茧,探幽发微,纤毫毕见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不论他说是一千两一百两之多,还是十两一两之少,在读者心目中,那多或少的印象,是以曹雪芹的标准衡量的,这就是大师的魅力,他说什么,就是什么。

现在来研究金陵一条街上的荣宁两府的家族发家史,从焦大背着贾演、贾源,自己喝马尿,却把水给主子喝的第一代开始,到代字辈,到文旁辈,到玉旁辈,到草字头辈,真应了“君子之泽,五世而竭”的古训,最后是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,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的结果,很大程度上因为元妃省亲这样达到**的大典,一方面使这个家族获得前所未有的光辉荣耀,另一方面也制造出一派盛大而虚假的繁荣景象。以为“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”的大撒把花钱,滋长了两府的泡沫经济之风,成为不可遏止的势头,也推动这辆内囊已尽的车子,加速度地向下坡跌落。结果哪知道娘娘并不掌握国库的钥匙,赏赐的几个钱,还不够塞牙缝的。贾珍说了实话:“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了我们不成,他心里纵有这心,他也不能作主。岂有不赏之理,按时到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玩意儿,纵赏银子,不过一百两金子,才值一千两银子,够一年的什么?”他说得明白,但以他为代表的这班纨绔子弟们头脑的狂热,却变本加厉,有增无已,无法刹车,只好促使“忽喇喇似大厦倾”的家破人亡悲剧提早来临。

如果不是皇帝本人发动的兼有政治经济双重意义的抄家,这场大崩溃也许不会来得这么快,这倒有点类似索罗斯对于东南亚经济的骑劫行动一样,立马使新马泰韩几个小虎,陷于风雨飘摇之中。皇帝翻脸,朝廷失宠,内外夹攻,贾府完蛋,连锁反应便接踵而来,声誉贬值,信用降低,内库空虚,收支失衡,头寸奇缺,周转不灵,告贷无门,拯救乏人,这场没顶之灾,便把两府搞垮了。

大快活,必伴着大不快活;穷奢极欲的省亲活动,是使荣宁两府败落的直接原因。其实,柳湘莲对贾宝玉说,贵府除了一石狮子干净外,其他真是不敢恭维,确也道出旁观者清的真实想法。贾府上上下下的挥霍浪费,腐败浮靡,道德沦丧,人心颓废,也早埋伏下失败的祸根。

当我们随着林黛玉小姐,投靠其外祖母家,舍船乘轿,来到金陵这条街上时,看到门口有石狮子蹲着的敕造宁国府和荣国府,看到那十来个门房、传达、警卫、保安之类的人物,已是气度不凡,便不禁疑问,这样气派,这样豪华,是什么经济力量在支撑着的?《红楼梦》一书就是从这里揭开序幕的。然后,我们就看到贾宝玉出现,众人像捧着宝贝似的簇拥着。那么,究竟是谁养活这位公子哥儿?还有,除他以外的上自两府最尊崇的老祖宗贾母太君,下至府里最低层近似白痴似的傻大姐,男女数百口人的衣食住行,这一笔庞大的开支,若折合今天的计量单位,究竟是怎样巨大的数字,大概很少有读者能说出个所以然的,至今也不见哪位红学家给我们指点迷津。

第五十三回,那个庄头乌进孝千里迢迢来到宁国府,向主子缴纳田赋和许多贡物,看到那一长串物品清单,这才略略领会,能够维系这两府财政运转的主要支撑力量,正是那些离京城路程大概要“走一个月零四日”的众多庄园。是那些农民所创造出的财富,才使得他们有肆意挥霍的可能。

现实主义大师曹雪芹和前辈杜甫一样,不惮其烦地将物品与数量一一写出来,使我们知道,这种封建社会里贵族地主的庄园经济的许多细节。连“孝敬哥儿姐儿玩意儿:活鹿两对,活白兔四对,黑兔四对,活锦鸡两对,西洋鸭两对”也未在笔下遗漏。那么可知主子们一切吃的、用的、玩的,无一不是来自庄园农民。

从书中看,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,是建立在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之上的。两府主要靠庄园维持,没有其他工业、手工业、商业收入。只有薛姨妈家是皇商,还开设有若干当铺,算是例外。那个未过门的儿媳妇邢岫烟,就因穷困,将衣服送进了自家的当铺里过。还有王熙凤放高利贷,甚至连过手发放的工资,也拿出去放款收息。这种由她出资,而由娘家陪嫁人来旺儿和来旺儿家的管理的资本经营,也可算一个畸形的例外,除此,两府的全部欢乐,都是建筑在庄园农民身上的。

我们不妨想象一下,那些押送大批农产品进京贡献的役夫,仅大米柴炭一项,重量也达数百吨之多。那时没有集装箱,没有高速公路,全靠马车人力,踩着四五尺深的雪,长途跋涉,就绝不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了。比之时下的新马泰十日游,在芭提雅看人妖,在牛车水吃海鲜,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由此可见,贾府里上上下下的浮华奢侈、靡费消耗的生活,正是靠剥削这些农民的劳动剩余价值,才使拥有封建特权的贵族阶层,那荣宁两府里的数百口人,吃香喝辣,锦衣玉食。

乌进孝是宁国府委任的在“外头”经营庄园的代理人中的一个。“外头”,显然指关外的东北地区了。听贾珍的口气:“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,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涝,你们又打擂台,真真是又教别过年了。”他原计划这个乌进孝能给他带来五千两银子,约合人民币四十多万元。但由于“九月里一场碗大的雹灾,方近一千三百里地,连人带房并牲口、粮食,打伤了上千上万”,所以,只收到原计划数的一半数目,这使西府里的贾大老爷,很有些不高兴了。

我们权且这样折算一下:假定不发生任何灾害,假定宁国府的每个庄园的面积,大致相等的话,那么贾珍每年从田庄的收入,除实物外,光田赋一项,应该有四万两银子,也就是人民币数百万元的进账。而那府,也就是荣国府,收入可能还要更多一些。因为乌进孝说过:“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,我兄弟离我那里只一百多里,谁知竟大差了。他现管着那府里八处庄地,比爷这边多着几倍,今年也只这些东西,不过多二三千两银子,也是有饥荒打呢。”这样一来,我们知道荣宁两府每个年度要从关外庄园,获取到的货币总量(实物不计在内)约十万两银子,也就是一千多万元人民币左右。

这是个巨大的数字。贾府全部的快乐,是建筑在这十万两银子上面的。而且,事实上贾府的资财来源,并不仅仅就是这些。还应包括元春娘娘的宫中赏赐,尽管按他们的胃口认为不算什么,但也不会太少。皇家对贵族的年俸和例银,我们知道八旗制度下的这种恩赏,也足以使他们过着优裕的生活,才渐渐变成四肢不勤、五谷不分的寄生虫。以及其他的隐性收入,例如江南甄家为逃匿官方抄没而转移来的存银,例如林黛玉的父亲死后,那位盐政官的肥缺所积累下的巨额财产,自然要随着遗产的得益者而归属于贾府。

如许万贯家财,养活着从主子到奴才的一干人众,摊在每个人头上,每年近万元之多。然而只有无穷无尽的消费,从未考虑再生产和增值,焉有不败之理。薛宝钗替史湘云操办螃蟹宴,一顿下来,吃掉了七八十斤,按时价计算,至少也要一万多元。那些吃得开心的人,压根儿也不想“这一顿饭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”的铺张浪费。所以,穷困,对一个人来说,自然是不幸,但能不能由此断言,富裕,就必定会带来幸福呢?生活的复杂变化,有时是绝无规律可循的,穷困,说不定产生出自强的动力;而富裕,倒会使薄弱的意志,禁不起物质的**而陷入败亡的危机之中。

这样一个年收入近千万元人民币的贵族家庭,即使超量消费,也不应该造成这种寅吃卯粮的局面。但由于一个个过着浮靡无节、醉生梦死的生活,花钱如流水般地大量耗费,以耗费为荣,以耗费为乐,最后,物极必反,走到尽头,天怒人怨,于是,抄家籍没,削爵充军,两府也就树倒猢狲散,“家亡人散各奔腾”。金钱在促人腐化、诱人堕落、使人失败、走入歧途方面,具有特殊的催化和加速作用,这是古今都验证了的真理。现在那些坐在被告席上的贪官,无一不是被金钱的驱动而犯罪的。正是贾府这大量钱财,才使得荣宁两府遭到覆灭的命运。

如果找寻《红楼梦》里这个大家庭破败的原因,除了元妃省亲造成可怕的泡沫经济和全体成员陶醉在假繁荣中,失去最后一点清醒外,那么,更具体地推究起来,第一,应该归咎于这个群体中,属于统治阶层的男性成员,大多数已经蜕化为唯知享乐、无能弱智的一伙,都在比赛着昏天黑地,胡吃海喝,乃至荒**无耻,胆大妄为。这些人对于家族的经济运作状况,几乎没有一个称得上是明白人,都是糊涂蛋。

唯一正经的,应该算是当家人的贾政,也是有其名无其实的庸碌之才。由于他的低能,当官未见其有何政绩,为文也从来没写过什么作品,那么退而当一家之长吧,可实际权力又被他妻子的内侄女王熙凤把握,他不过是个牌位。除了在书房里和那些清客们下棋,见了他儿子贾宝玉瞪眼睛外,简直无所作为。作为一个社会人,缺乏最起码的理财观念,不一定表明他多么清高,相反,却证明他的糊涂与愚蒙。尤其担负一个利益共同体的领导者,置经济事务于度外,等到出了事,才在那里跌足哀叹,做悔之晚矣状,那完全是在装孙子。严格地说,贾政不仅是不称职的官员,也是失职的一家之长。当然,如果一棵大树已经从内部蛀空了的话,即使他有补天之才,也是无能为力的。但他的了无作为,信任非人,坐而论道,治家无方,其实不过使这个家庭败落得更快罢了。

第二,把具体掌管钱财的重任,委托给一个利欲熏心,贪得无厌,敛财成性,权势嚣张的王熙凤手里,实际上等于将一群羊交给一头狼来管理,只有任其屠宰了。这个女人心毒手辣,多谋善变,瞒上欺下,行为狡狯。一方面,她让鸳鸯从老太太那里偷出来东西,押到当铺里换出钱来用;另一方面,她又让来旺儿替她放高利贷,牟取暴利;一方面,利用权力,贪赃枉法,破坏人家婚姻,收取大量酬金;另一方面,疯狂报复,杀人害命,连眼皮也不眨。

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的真理,一旦权力落在了一个不正派的人手里,而失去任何监督与制约的话,就要出纰漏。尤其像王熙凤这样,上有贾母、王夫人的保护伞,下有一群为虎作伥的爪牙,权力便如虎添翼,使她更加作恶多端而不可收拾。贾府的败亡丧钟,是自抄家开始正式敲响的。其实,秦可卿死前的托梦,已经警告过她。可她机关算尽的聪明,全用来聚敛个人的财富,而这个钟鸣鼎食之家,却是经她的手,将其推下了深渊。因此,用什么人管钱,或者将财权是交到清廉的人,还是贪婪的人手里,是主政者不得不费思量的大题目。

第三,也要看到,整个大观园里的那些小姐丫鬟、主子奴才,除了那位三小姐探春,有一点经济头脑外,余下的,皆浑浑噩噩,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,不知钱财为何物。邢岫烟的一张夹在书里的当票,被史湘云发现了,不知为何物和晴雯病了,付大夫诊费,麝月却不知戥子如何用,也许不该受到苛责,但像贾政全不知经济,手下的李十儿利用职权营私舞弊,而听之任之,这与他儿子贾宝玉对麝月说,你就随便捡一块给他就是了,如出一辙地懵懵懂懂,正说明了这个家族的全体成员,在经济上的集体无意识,才是最可怕的事情。一个家庭,一个社团,甚至一个国家,如果缺乏居安思危的准备,不知开源节流的重要,更无扩大再生产的打算,连一点紧迫感也不具备的话,那么,除了坐吃山空外,也就只有等着家败人亡了。

探春是看到这个家庭败象丛生的危境,才在她受命与李纨、薛宝钗,三驾马车对大观园实行领导的过程中,搞了一次小规模的包产到户的改革。草归谁修,花归谁种,鱼归谁养,竹归谁管,这样,王熙凤那里的财政拨款,每年可少支出四百两银子,而且经营者能够小有获益,必然肯尽心尽职。虽然宝钗开探春的玩笑,说她利欲熏心,但大家还是认为她兴利除弊,做了一件好事,予以肯定的。

但是,任何改革,作为试点采样,在小范围里实施,取得成效以后,若是无全局的改革思路为指导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地推开,那么,探春的这种杯水车薪的努力,便注定是短命的行为。这些小修小补,小改小革,对于这个将要倾倒的大厦来说,独木难支,根本无济于事。四百两银子,不过两万多块人民币,对于每年十万雪花银千万元来说,简直太不算个数目了。

一个不事生产、唯知消费的群体,是注定要没落的、衰微的。《红楼梦》中贾府的这种必然失败的命运,是任何人也挽救不了的。经济是基础,基础垮了,上层建筑也就“忽喇喇似大厦倾,昏惨惨似灯将尽”,结果自然是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,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历史的可贵,就在于提供人们教训,这个贵族之家的覆灭,不也有值得深思之处吗!《红楼梦》的伟大,对每个时代的读者来说,都有其深刻的活生生的现实意义。

所以,《红楼梦》成为一门红学,有许多人终生在捧读它,每个研究者,无论从哪条途径,何种方位,什么角度,任何基点去接近它、去深入它,谁都不会从这座宝山空手而返的,这正是它的不朽之处。多年来红学家的努力,对这部书和书作者,在史实的考据,谱牒的开发,评点的探讨,版本的搜集,续作的推敲,文学性艺术性的深入开掘,政治价值社会意义的评价估计……各个红学分支,都有了可观的发现和进展。但若是对于《红楼梦》社会经济学方面的考察,能够投入更多的力量,进行更多的研究,产生更多的成果,那么,对于这部传世之作的认识,大概才称得上近乎全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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